有人说，雍正之所以上位成功，主要是隆科多和年羹尧两个人，一内一外，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所谓“一内”，指的是隆科多利用步军统领的职权(他当时统辖步军五营约两万多兵力)，封闭京城九门，让雍正的反对派们成了瓮中之鳖，同时又完全断绝他们和外界的联系，控制了雍正即位后京师的秩序；所谓“一外”，指的是雍正通过川陕总督年羹尧震慑并钳制十四阿哥胤禵，稳定西北局势，倘若胤禵举兵造反的话，断难通过年羹尧这一关。
中国的古话常说，鸟尽弓藏，功尽人亡，功臣一般都是不得好死的。曾经有个浙江钱塘的举人汪景祺，因为在仕途上混得不顺利，后来便投书给年羹尧，奉承他是“宇宙之第一伟人”，说唐朝名将郭子仪等人和年大将军相比，不过是“荧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还说他“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历史上无人可及。汪景祺的马匹功夫很到位，捧得年羹尧心里乐开了花，于是便将他收入幕中。
后来，汪景祺给年羹尧又上了一书，叫《功臣不可为》。他在书中说，功臣之所以难做，问题出在主子身上。那些主子既害怕别人作乱，又要依靠功臣去戡乱；但乱平后，往往又猜疑功臣，他们认为功臣既然能定乱，必然也能作乱，因此对功臣起疑惧之心；功臣得到主子的封赏后，往往会被小人嫉恨并在主子面前大肆中伤，要是功臣壮着自己的功绩，在主子面前直言相谏的话，往往会被主子认为骄横，进而怒之厌之。如此一来，“进不得尽其忠节，退不得保其身家”，功臣无论如何都要获罪，难逃一死。
汪景祺写书的时候，正是年羹尧得意之时，他没有理会汪景祺的劝告，不料后来年羹尧获罪时这书被发现，反成了年羹尧的一大罪状。在查抄年府的时候，侦察人员又发现了汪景祺的一首七言绝句，里面有一句说“皇帝挥毫不值钱”，把雍正气得几乎吐血。结果汪景祺被处斩，妻子发黑龙江给穷披甲人(军士)为奴，五服内的族亲全部革职。
和汪景祺类似的还有个叫钱名世的人，他和年羹尧是乡试的同年(同年中举)，雍正二年(1724年)年羹尧进京的时候，钱名世上奏说年羹尧平定青海有功，请求为之立碑。年羹尧倒霉的时候，钱名世也被连累，雍正说他的行为是文人的无耻钻营，并亲自写了四个大字送他，曰：“名教罪人”！
不仅如此，雍正后来还革了钱名世侍讲学士的职，把他赶回老家，并命地方官特制一个写有“名教罪人”的大匾挂在钱名世家里。更搞笑的是，雍正还让举人、进士出身的京官每人写首诗讽刺钱名世，最后还非得让钱名世亲自将那些讽刺诗文编辑出版，作为宣讲材料发到各地让人学习。有个侍读学士吴孝登诗写得谬妄，被雍正流放在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还有几个人诗写得不认真，也被革职，处罚甚至超过了钱名世。
再说那年羹尧，也非等闲之辈，他本是汉军镶黄旗人，父亲年遐龄曾做过工部侍郎、湖北巡抚，哥哥年希尧也曾做过工部侍郎。这些还属平常，关键是年羹尧的妹妹是胤禛的侧福晋，雍正即位后被封为贵妃。如此说来，年羹尧还是雍正的大舅子。不过，年羹尧虽说是标准的皇亲国戚，但他本人是有真本事的。他后来虽然以军功著称，但他年轻的时候却是中过进士的(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并且还做过翰林院的检讨，这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妹妹的这层关系，年羹尧和雍正的关系自然大不一般，他在官场上也是一帆风顺，他先做四川巡抚、后升为四川总督，康熙六十年(1721年)又做上了川陕总督。康熙死后，雍正命他与接替抚远大将军胤禵的延信共同执掌西北军务。由此，年羹尧和隆科多成为雍正即位后的左膀右臂，备受恩宠。
雍正元年(1723年)十月，青海和硕特蒙古部首领罗卜藏丹津趁抚远大将军胤禵回京之际发动叛乱，妄图控制青藏地区，使得本已经平静的西北局势再起波澜。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对于刚刚上位的雍正是个不小的考验。当然，雍正也可以像大多数建国者一样，利用这个机会把当时对他篡位的质疑给转移过去。于是雍正便命年羹尧接任抚远大将军坐镇西宁，指挥平叛，许胜不许败，以帮助他稳固皇位。
年羹尧也算争气。经过充分的作战准备，在雍正二年(1724年)初，年羹尧下令诸将 “分道深入，捣其巢穴”。在短短的半个月内，各路大军跃进千里，将叛军打得落花流水，稀里哗啦。特别是四川提督岳钟琪(当时雍正封其为奋威将军)更是表现神勇，他率军一路狂追，直捣敌穴，匪首罗卜藏丹津仓皇之下，化装成女人才得以逃脱。最后，罗卜藏丹津领着两百多残兵败将投奔了准葛尔部的策妄阿拉布坦，从此一蹶不振。
由此，“年大将军”之威名，大江南北，人尽皆知。
